武夷红茶“饮茶皇后”凯瑟琳与“茶叶大盗”

摘要:英国有着浓郁的茶叶消费文化,巨大的茶叶需要促使它想尽办法摆脱对中国茶叶的依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扶持印度茶叶发展壮大,同时利用印度茶叶向西藏进行茶叶入侵,妄图以此打破西藏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为进一步入侵西藏打下基础。这一段历史鲜为人知,相关史料也较少,因此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Robert Fortune和JAS. Hutchison两次到中国盗取茶籽、茶树苗和藏茶秘密,成为印茶崛起和英印茶叶向西藏入侵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凯瑟琳公主;茶叶间谍;西藏;砖茶
约哈斯·汉韦在其《八日旅行记》中写道:“如今的茶是普天之下再普通不过的了。”他的这番言论描述的是18世纪初期英国的饮茶状况。[1](P29)如果断定18世纪初,英国全民普遍饮茶有些武断,那么到了该世纪中期左右则有了相当的证据。Sarah Rose(2010)认为,在凯瑟琳公主嫁至英国之后,茶叶成为了一种“异域的奢侈品”(exotic luxury),迅速作为重要的礼仪内容流行于上流社会,此后,这股风潮又渗透到全社会,以至到18世纪中期时,“英叶已经成为全英国最流行的饮料,其销售情况超过了啤酒。”[2](P25)这表明,在很久之前的英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种疯狂的茶叶消费与茶文化消费现象。
一、英国茶叶消费与财力失衡
英国人最早关于茶叶信息的记录来自一封书信。R·威克汉姆(R·Wickham)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岛的代表,他于1615年6月27日寄出的给东印度公司澳门经理伊顿(Eaton)的一封信中提到:“伊顿先生,请您帮我在澳门买一把可以冲泡最好品种茶叶的茶壶……无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支付。”[3](P13)英国人知道茶叶,但并不能证明当时的英国开始了饮茶的历史。1907年印度茶叶联盟的材料中记录道:“我们应把茶叶传到英国的功劳归于荷兰,时间约在1645年。”[4](P3)1657年,英国的第一位茶叶商人出现了:托马斯·加威(Thomas Garway)。他既向顾客介绍茶叶的药用价值,同时开展茶叶销售活动。1658年,一则销售茶叶的广告刊登于《政治公报》(9月23-30日刊)的新闻周刊:“那种极好的,受到所有医生认可的,中国饮料,中国人称它为茶(Tcha),其他国家称作忒(Tay)或缇(Tee),现在‘萨潭尼斯海德’咖啡馆有售,地址位于伦敦皇家交易所附近的斯威汀润街。”该则广告被认为是英国最早的茶叶广告。[3](P15)
1662年,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公主凯瑟琳嫁入英国皇室,当查理二世迎娶这位后来被誉为“茶仙公主”的新娘时,大批的茶叶与茶具随着其他昂贵的嫁妆来到了英国。自此之后,茶叶成为了英国贵族与身份的一种象征。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远海并垄断海外利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主营业务开始转向茶业,茶叶也就成为了其一段时间内的主营商品。东印度公司相信,茶叶是那种能够使公司鹤立鸡群的商品。[5](P26)1663年,诗人埃德蒙·沃尔特写了一首诗,名曰《饮茶皇后之歌》,大赞凯瑟琳与她的茶叶。
On Tea
Venus her Myrtle, Phoebus has his bays;
Tea both excels, which she vouchsafes to praise.
The best of Queens, and best of herbs, we owe
To that bold nation, Which the way did show
To the fair region where the sun doth rise,
Whose rich productions we so justly prize.
The Muse’s friend, tea does our fance aid,
Repress those vapours which the head invade.
And keep the palace of the soul serene,
Fit on her birthday to salute the Queen.[3](P93)
这首诗目前有多种译法,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马晓俐所著《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深入了解。笔者在此提供第一种译文,但并不就具体内容进行讨论。
花神宠秋色,嫦娥矜月桂。
月桂与秋色,美难与茶比。
一为后中英,一为群芳最。
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
助我清明思,湛然志烦累。
欣逢后筵辰,祝寿介以此。[1](P10)
到了17世纪末,英国的茶叶消费与茶文化消费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饮茶已经成为了社会交往活动的最重要组成之一,而诗人们依然用诗歌这种浪漫形式来讴歌着茶叶。1735年,诗人邓肯·坎贝尔做了一首名曰《茶诗》的诗,诗中写道:“无法挽留你,饮茶女神,或许你的事情更为重要。但我的情意是真挚的,下面的诗歌是真诚的,仅当为美丽的你提供娱乐吧。先生,让我们来赞美茶仙美人吧,你的话语如此甜美,你的笑容如此温馨,愿我的歌声能化悲为喜,送你欢愉,世上若无醇香茶,世上若无女人爱,生活将满是阴霾,世界将何等无奈。茶是我歌中的火花,茶是我心中的青睐。来吧,亲爱的,请聆听我的心声,感受的我挚爱,你那纯洁的心,你那纯洁的爱,令我久不忘怀,若我拥有你的爱,那是上帝对我的厚待……”[1](P22)诗人不吝惜用优美的词句赞美茶叶,并把这些与那些高雅的社会上层的女士相联系。
茶叶在英国传播的过程中也遭受了一定的攻击。有些人甚至把茶叶视作“一种邪恶的社会势力”。1756年,英国当时最受尊敬的慈善家之一: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在他的《论茶:茶有害健康,拖垮经济、搞垮国家……写给两位女士的25封信》中说,每次喝绿茶,就像喝了毒药,肚子里翻江倒海,痛苦万分。随后四肢发抖,浑身无力……女士们喝完茶后,衰老加快……男人喝完茶后,连举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说,喝茶是一种恶习,不仅危害个人身体、社会经济、还有亡国的危险。[3](P33)一篇佚名作者的文章《茶之特性、用途及误用》中,提到了饮茶的几大罪状;1818年一篇《女性茶桌与男性茶桌》的文章提醒人们说:“红茶对患有咳嗽、哮喘和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十分有害,原因是茶水具有黏稠性……绿茶不适于重体力劳动者、患慢性或痉挛性咳嗽的患者。”[1](P63)总体而言,虽然有上述例子,有人力图阻止茶叶消费与其文化的传播,但在强大的茶叶消费大潮中很快消失了。

英国茶叶的普遍流行也受益于茶叶价格的变动。在1658-1700年之间,也就是英国开始出现茶叶与饮茶现象最初的50年中,茶叶的价格异常之高,一般在16-50先令每磅。这样的价格约是一个普通仆人3个月左右的工资(按50先令计算的话,约占一年工资的42%)。而写于1660年的著名广告宣传单《关于茶叶生长、品质以及收藏价值的介绍》中透露的消息表明,当时茶叶的价格曾高达120先令,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仆人一年的工资收入。18世纪初,茶叶价格有所下降,如红茶一般在16-30先令,绿茶一般在14-20先令。而到了1800年,茶叶的平均价格已经降至大约1700年左右的一半了。[1](P121)
当然,茶叶价格从异常高到普通百姓可以接受的变动是与政府对茶叶的税收政策相联系的。1689年,每磅茶叶的税赋额高达5先令。税赋额与茶叶的消费量密切相关,1723年,当税额下降至每磅1先令,茶叶消费量骤增。1784年,当税收较大增加时,茶商们集体申诉,要求降低征税标准,以推动茶叶消费量的增加。随着税收额的大幅度降低,茶叶消费量由1784年的500万磅猛增到1785年的1100万磅。在这种变动中,茶叶价格定位到了各个阶层都可以买得起的水平,茶叶公司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在英国各地出现,这大约发生在1863年左右。[1](P147)
国内茶叶消费与文化的全面兴盛,让英国不得不重视国际茶叶市场的行情。为了满足国内巨大的茶叶消费,从他国,尤其是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成为英国不可逃避的选择。在最初的国际茶叶贸易中,中国不可动摇地垄断与支配着国际市场,而这样的结果是,英国要支出巨额金钱给中国以满足茶叶需求,从而导致国际贸易赤字大幅度增加。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英国积极扶持其控制的印度开展茶叶种植与生产,同时,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向中国渗透。
英国费尽心思以鸦片抗衡中国茶叶,但有一件事曾让他们非常担心,即如果中国合法化本国的鸦片种植,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困局:英国将失去购买茶叶的金钱、在印度进行战争的经费支持或者在本国进行公共建设的资金。Sarah Rose(2010)这样总结道:“中国自植的鸦片将结束这种在两个帝国间可耻的共同依赖(codependence),通过两种花的交换实现了这种不愉快的婚姻。这将是英国不愿接受的离婚。”[2](P4-5)在这样的忧虑下,英国开始进一步关注以其属地印度大规模发展茶叶种植,从而改变中国对其茶叶供给的绝对优势的可能。
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欧洲市场上销售的茶叶全部来自中国,这是英国难以接受的。1788年,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对印度植茶的可能性提交了一份报告,明确印度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适宜茶叶生长。但该报告未产生足够影响,随后也就无人问津了。1823年,一名名叫罗伯特·布鲁斯的少校通知东印度公司,他在阿萨姆发现了大量的野生茶树。随后,1834年一个委员会实地考察了该地区。并带了中国的茶叶种子尝试在印度东北地区建立大规模的茶园。[1](P191)Sarah Rose(2010)认为,1815年时,东印度公司的医疗队在阿萨姆已经发现了茶叶,但正式认定时间为1831年。[5](P31)同时,在这之后很长时间内,印度那些自生野茶树所生茶叶被认为是低劣货,不值得大规模栽培。

二、英国盗取中国茶叶秘密并向西藏入侵
Sarah Rose(2010)写道,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东印度公司向中国销售鸦片,同时购买茶叶,而中国呢,用销售茶叶获得的利润从英国商人那里买入来自印度的鸦片。对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而言,茶叶带来的税收支持了英国的铁路、公路和行政部门的工资。[5](P1-2)茶叶与鸦片的较量实际上代表着政治的角逐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微妙变化。所以,当鸦片真正发展成为英国为了获取茶叶和扭转茶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赤字的重要手段时,以鸦片间接换取茶叶的行为成为了英国“一项必不可少的经济元素”[2](P1)对英国人而言,无论从社会还是经济,亦或是政治方面,茶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必须得到保证的东西,而绝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或商品。
在19世纪30年代的中英关系中,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了茶叶对英国之重要意义。林则徐言道:“总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6](P8)茶叶在当时成为了中国与英国对峙的重要手段。1839年4月2日,林则徐向道光皇帝做了如下建议:“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6](P13)漕运总督周天爵甚至提出,朝廷可以先禁止茶叶的出口,虽然这样会损失大量的商税,但却可以让英商向“大清乞求救命,保证以后不敢再向中国输入一勺鸦片。”[6](P12)
寻找中国茶叶的替代品,尤其是扶持印度茶业已经成为了英国的一项重要选择。当时任印度总督(governor-general of India)的Henry Hardinge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从保证税收方面而言,“我认为最理想的措施就是鼓励在印度培植茶叶。”[5](P4)在这一情况下,英国通过印度,不断推进着他们的击溃中国茶叶的计划。然而,这一计划的实现并非易事。作为英国在远东最重要垄断势力代表的东印度公司对此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把茶叶(指茶籽或茶树苗)弄出中国非常之难,并且也没有可能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实现。”[5](P35)
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让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非常恼火,在他们的眼中,英国消费了中国五分之一的茶叶,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diplomatic approaches),中国根本没有透露关于茶叶生产的任何秘密。茶叶这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东西,却让西方始终无法参透:如何生长、如何加工、需要怎样的条件,等等。即使那些对他们再熟悉不过的茶叶名称——雀舌(Lark’s Tongue)、龙井(Dragon’s Well)、水金龟(Water Tortoise Stones)也那样神秘。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茶是绿茶还是红茶。①对于当时正值船坚炮利,无往而不胜的英国而言,接受这一现实就意味着一种羞耻,一种失败,所以从英国本土到东印度公司,一直处心积虑,想方设法盗取中国的茶叶秘密。
由于印度阿萨姆地区于19世纪30年代已经确认了有野生茶树,这让东印度公司极为兴奋。他们组织专门人员试图在印度大规模开展阿萨姆茶的种植与加工,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茶树的叶子已经与中国茶树的叶子有些接近,培训了一些当地人采摘和加工茶叶,但却不能把阿萨姆茶加工成如中国茶那样好喝。[2](P29-30)最终仍无法达到市场要求,尤其是英国市场要求。
但是东印度公司没有放弃。到1846年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地区的试种茶园已有600英亩,但这与东印度公司与英国的计划相去甚远:当时的印度政府已经划出了10万英亩的土地准备植茶。这样,东印度公司将有每年约400万卢比的利润。但从茶种到茶树成熟采摘,再达到这样的水平约需要六年的时间,并且需要马上从中国获取最优的绿茶和红茶茶种,[2](P29-33)而数量之大可想而知(Sarah Rose用了hundreds of thousands来形容)。

1848-1851年,一个名叫Robert Fortune的人在中国做了一件深深影响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事,这让他的名字在三个国家的茶叶史中产生了重要影响。Robert Fortune是苏格兰的一位园艺家、植物学家,尤其喜欢搜集各类植物,同时也是一名当时英国殖民主义的重要间谍。在国外那些植物学家和植物收集爱好者眼中,当时的中国被视为植物的天堂,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2](P48)受命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Fortune于1843年第一次到中国开展植物学相关任务,这次任务让他接触到了茶叶,也正是此行使他首先发现了一直困扰英国人的一个“难题”的答案:绿茶与红茶来自同一种植物。[2](P88)
1848年,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达成了一项秘密约定,秘密地潜入中国内地一些地区(当时禁止外国人进入)盗取当时被中国严密保护的茶叶秘密。东印度公司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
To Mr. Robert Fortune
Botanic Cardens Chelsea
Sir,
……我按理事会决定通知您,董事会同意您此举及将要完成之任务,并希望您不要晚于6月20日开始至中国的行程。
董事会将按每年500英磅的标准给您发放工资,时间从您出发开始至回到英国结束。董事会将提供给您进入中国的自由通行权,并有回到英国的自由通行权。董事会也将会承担您所有行程支出以及其他在中国及印度的费用,包括获取及运输茶树和种子费用以及在其他方面为实现董事会预期目标——扩大茶叶在印度西北部省份广阔丘陵地域的栽培面积——而发生的费用。
鉴于此事之重要,一旦通行权下达以及公司船只准备就绪——均已经以最迅捷之速度开始相关工作——您应于秋日尽快到达中国。
East India House,
17th May 1848[5](P56-57)
从东印度公司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对Robert Fortune到中国之行的高度关切,不但提供行程所需要一切经费,而且在相关外交事务方面也给予全力支持,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Robert Fortune的行动扶植印度茶业发展,削弱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实现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双重目标,“经济掠夺是政治掠夺的先导”。[7]
Sarah Rose(2010)在其For All the Tea in China:Espionage, empire and the secret formula for the world’s favourite drink与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②两书中介绍了Fortune如何让英国实现了把中国茶种和茶苗在印度大面积栽培、种植,从而打破了中国茶叶在西藏和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
Robert Fortune从1848年至1851年,辗转于中国茶叶主产区和广州、上海等重要贸易城市,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中国的茶叶秘密。由于茶叶种植区内的茶农并没有多少防范意识,因此获取茶苗和茶籽对进入中国的旅行家和植物学家们并非难事,对有东印度公司支持的Robert Fortune来说,也不是大问题。在1840年之前,植物的移植能力很低,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成功的植物移植非常困难,甚至经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是种子或者剪枝一般要经过几个月的航程,过间过于漫长;二是船员们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植物学方面的训练,对船上的这些移植植物照顾的难尽如人意;三是长期的海上航行淡水供应不足;四是这些植物经常直接装于船的甲板之上,受到强烈日光的直接照射,并受到溅起的海水水花和泡沫的侵蚀,同时,如果放在甲板之下,却又见不到阳光,从而又会慢慢枯亡。
如何克服以上问题呢?Fortune想了很多办法。1849年6月,他亲自把茶籽和茶苗护送到香港,再由香港转为海运至加尔各答。不幸的是,船只偏离了正常的航线,驶到了锡兰。在锡兰把相关货物处置完毕后,再返回航程到加尔各答港口。此次的运输,Fortune把约占五加伦空间的茶籽装入五个板条箱,再把这些箱子分别装入沙袋之中。茶树苗放入玻璃箱子中。那些重要样本则受到了船长的关照。到了加尔各答之后,Fortune把他的货物委托给Hugh Falconer负责运送到终点:喜马拉雅山脉。Hugh Falconer先通过轮船沿恒河到了安拉阿巴德(Allahabad),再进入高山小路到达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最终,Robert Fortune的茶籽和茶苗被运抵目标茶园。萨哈兰普尔是茶叶生长的好地方。Sarah Rose说,除了偏远和让人压抑的炽热之外,萨哈兰普尔有着大片的土地以及丰沛的雨水,应该是作为首次从中国移植来的茶叶的最理想园场。
经过了艰辛的跋涉,这一批茶籽和茶树苗成功运抵了目的地,但经过检查发现,用玻璃箱子盛着的茶苗,已经散发出腐烂的臭气,13000棵茶苗中,仍然存活的只有1000棵,而且还感染上了各种菌病。在把近7%存活下来的茶苗选分出来之后,对他们进行了精心培育,并对那些已经非常弱的茶苗单独照料,那些强健的样本被重新植到肥沃的土壤中。经过这些程序之后,Fortune的首批茶苗只有3%存活了下来。而茶籽的情况更为糟糕。Jameson写道:“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没有一棵种子发芽。”[5](P141)虽然Sarah Rose认为Fortune的首次大规模尝试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但只是在“一次性大规模建园”方面没有达到预想目标,实际上,存活下来的茶树苗已经开始在当地不断繁衍发展。
Fortune并没有放弃任务,继续来到中国开展活动。1851年,他在大吉岭(Darjeeling)发展红茶业。并找到了更好的茶园培育管理人Archibald Campbell。最终,他最后一次的运输取得了成功。大约有不少于12838棵茶树苗活了下来,发芽的种子更是数不胜数。[5](P237)这些茶叶非常适合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长,而后Fortune要做的就是加强与规范对茶园的管理,尤其是科学管理。所以,他从中国找到了出众的茶园经营者来为他服务。其后,在印度适宜植茶的地方之间,茶树品种的交流开始普遍,有力的推进了印度茶业发展。

在Robert Fortune从中国盗取大量茶籽与茶树苗成功后,英国就一直支持印度把印度茶叶向西藏市场渗透。但效果并不明显。英印当局对此甚为苦恼。20世纪初叶,大吉岭培栽培联合会(the Darjeeling Planters’ Association)提出建议,应全面掌握中国茶叶的加工制作方法与相关信息,并建议茶税委员会委派特使(commissioner,实际为间谍)到生产砖茶的中心地:四川进行调查。JAS.Hutchison作为此次被委派人员,用了3个月时间完成了对四川输入西藏砖茶的刺探行动,并于1906年完成了其调查报告。
通过到四川的秘密考察,JAS.Hutchison(1906)发现了一个重要秘密。自英国垂涎西藏茶叶市场以来,关注最多的是四川专为西藏生产的各类砖茶——这些茶以全发酵的黑茶为主——并努力在印度试制、仿制,试图取而代之,但一直未得以有效实施,至少从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Robert Fortune至中国盗取茶叶技术、茶籽、茶苗到20世纪初的50多年里一直未有真正突破。JAS.Hutchison前往四川的目的之一也是针对这一困局,试图找到症结所在,并希望有所突破。

印度砖茶与中国内地输入西藏砖茶确有不同之处,他引用Mckenzie的信件内容作了如下归纳:(1)印度砖茶与中国四川的砖茶口味(flavour)不同;(2)印度砖茶的包装纸不合适;(3)印度砖茶重量太轻,而且压制的不够结实;(4)印度砖茶的整体包装存在问题:应学四川供应西藏的砖茶,12个(块)一捆(包),并用牛皮包裹。[8](P56)关于口味问题,Lister这样写道:“目前,我可以确认的是,我们砖茶(指印度砖茶——作者注)之阻碍应为茶叶的鲜度与劣质原料问题。”[8](P56)Mckenzie所说的茶叶的鲜度指的是发酵程度,因为发酵程度低,因此口感不如黑茶和红茶那样柔和。所以,当时印度仿制四川砖茶的前期只是仿制了外形和其他最外表化的内容,而没有意识到四川进入西藏的茶叶是完全发酵的茶叶,他们的加工程序中忽视了这一点。JAS.Hutchison(1906)强调,如果把印度茶叶按西藏砖茶之制作方法加工(the tibet method),那么阿萨姆的鲜茶叶只会变成刺激性的毒物,扰乱消化器官功能。[8](P58)他只所以这样说,一味强调按西藏砖茶制作之法开展,实际是想表明一个事实,即四川运入西藏之砖茶一般要经过长途运输,时间甚至达到半年以上。JAS.Hutchison(1906)对此也有评论:“中国的茶叶很少能在少于九个月的时间到达西藏消费者手中,而其中的大多数在1年至1年半的时间内不会被消费,有的甚至超过两年。”[8](P58)他认为,印度茶叶对此不应是简单的轻视,而应正视。在这一方面,印度茶叶并无优势。
JAS.Hutchison(1906)比较了印度的砖茶与红茶。认为红茶与砖茶均有一定的可发展性。他引用Lister的话说,如果西藏人能够在一个中等的价格(moderate price)得到红茶(black tea),那么普通红茶在西藏便具有广阔市场。在牛奶和酥油缺乏的地方,因为红茶比砖茶要便宜,所以对红茶的需求会上升。Hutchison认为,印度与西藏边界地区的部落有着一定的茶叶需求,如果价格足够便宜,需求量可能也会随之增加。但他也认为,劣质茶叶的销售(the sale of inferior rubbish)会增加对好茶叶的偏见。[8](P56)所以他强调,在生产普通茶叶的同时,通过赞助(auspices)和茶税委员会(Tea Cess Committee)的财政支持生产级别更高的标准砖茶,这些茶叶的目标市场应瞄准西藏的统治阶层和那些到噶伦堡(Kalimpong)的大商人们。JAS.Hutchison(1906)认为,“如果所有外部的或者口感(physical)的因素被消除之后,人们的偏见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他在这里所指的是低廉的价格,即印度茶叶的价格战策略。[8](P57)他认为,统治阶层和大商人们虽然会在开始阶段犹豫付出更多的钱,但一旦认可这是一项更好的选择,那么他们就会接受这样的价格与茶叶,所以他强调,必须提供合适的产品,在生产制作中更加仔细。[8](P57)
JAS.Hutchison(1906)认为,开展价格策略的前提是保证成本的回收。他说:“很显然,如果茶叶可以以成本价进入(西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非常有可能在一个公平利润(fair profit)下实现输入数量可观的茶叶。”[8](P55)茶叶贸易的代理人同样重要,JAS.Hutchison(1906)把这一点也写进了他的报告之中。他说,在形成(originating)和培育(fostering)茶叶贸易中,如果能由茶叶委员会在亚东或江孜设定并长期驻扎一名“特殊代理人”(special agent),将会带来巨大优势。代理人可以接收贸易样品并把样品在当地分配,同时可以给他一些小的库存并由其支配,价格能够保证弥补支出即可。[8](P55)在这一情况下,要大力支持边境贸易,支持与西藏边境部落的茶叶贸易。而自那时起,印度向西藏的茶叶输入数量大幅度增加,到1925年前后,印度茶叶已经在西藏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9]

特别声明: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视角西藏传统茶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2CSH059)阶段成果。原题名为《英国盗取中国茶叶秘密并向西藏入侵之原因与过程》,载《农业考古》2014年第5期,现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转发。
注释:
①这里Sarah Rose的原话是:“Were these green teas or blacks?How could the one label them for the market with such descriptions?how could the company be sure the teas would taste the same from year to year?”实际上,关于绿茶与红茶的问题,Robert Fortune于1849年在武夷山盗取红茶时仍把那里所产的“乌龙茶”视作红茶。②Sarah Rose是一位生活于纽约的作家,这两部书作目录几乎全部相同,内容也非常接近,但由不同的出版商出版。Sarah Rose在For All the Tea in China:Espionage, empire and the secret formula for the world’s favourite drink一书的注明事项中谈及,他的书是对一段历史的归纳,非纯学术性作品。但特别强调,本书是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其中运用的任何内容都来自于信件、回忆录、报纸以及同时期的其他来源渠道。参考文献:
[1](英)简·佩蒂格鲁(Jane Pettigrew).茶设计[M].邵立荣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2]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M].Viking Penguin(USA)Incorporated,2010.
[3]马晓俐.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4] Indian Tea Association.A few facts about Indian tea&how to brew it[M].Reprin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13.
[5] Sarah Rose.For All the Tea in China:Espionage, empire and the secret formula for the world’s favourite drink[M].Arrow Books Ltd,2010.
[6]周重林,太俊林.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7]赵国栋.西藏传统社会中的茶文化与西藏治理[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8]JAS.Hutchison.Indian Brick Tea for Tibet:report on a mission to Ssu-chuan[M].Calcutta:printed at the City Press,1906.
[9]赵国栋,于转利,刘华.社会学视角的西藏茶消费变迁研究[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